今年是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关于长征中的各种情节，中国人都已经是如数家珍了，近些年通过各路博主的重新解读，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这些战役中的指挥艺术，更是震撼了新一代的年轻人。不过关于长征，光有这些认识似乎肤浅了些，大家的认识基本就是爽文套路：无能的指挥官把部队带入绝境，然后天降猛男临危受命，带着队伍转败为胜，以后就是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了。这些的确是大部分事实，但也低估了这段经历的真实含金量。爽文如果只是爽文，那大家关注爽点就够了。但爽文如果是事实，就不得不让人关注它之所以发生，背后存在的真实逻辑了。尤其是好像所有问题都是军事问题，军事上交给能人来带，问题就解决了，甚至近四十年不少人认为教员不过是军事上有能力而已。然而军事问题从来不止是指挥能力的问题，政治和组织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想写一篇，简单讲讲激动人心的故事背后，一些真正决定性的东西。

这就要从江西的斗争为何失败说起。表面上看是李德博古指挥不当，教员在领导层遭到排挤，导致军事上的捉襟见肘。然而我们这么大的组织，里面那么多后来被证明是极其优秀的理论和实务人才，被一个没什么领导经验的书生和一个没有正式职务的外国人用一言堂式的方式指挥得晕头转向，这事本身就暴露了党在那个时期的领导层面存在硬伤。只把问题归结于两个领导个人能力问题，而组织其他人都是明白人，这其实是不合逻辑的。要么是避重就轻了当时整个领导层的认识存在的问题，要么暴露了党内民主和决策过程的严重不成熟，导致让一群明白人不得不对瞎指挥言听计从，无论哪个都说明当时的领导层，在政治层面是极不成熟的，而且大概率是两种情况皆有。

从这里开始讲，我们的党和红军，在长征之前，其实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组织，我们的革命事业和根据地，在那个时候是面临几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的，而且在当时并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一、政治问题；二、组织问题；三、发展禀赋问题。首先政治问题永远是最高优先级问题，名不正就言不顺，斗争也就难有胜利。党在江西的失败，根本原因不是军事上不成功，而是在政治上没把关系理顺，没有形成成熟的领导和指挥机制，最终结果是草台班子驾驭不了复杂且残酷的斗争。

很多人读那段历史，觉得最惋惜的事情就是教员没能持续领导根据地和红军，被大城市里不了解情况的书生们拿走了领导权，打断了原本持续胜利的步伐。然而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全部剧透后的结论，对当时的人来说，领导问题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所当然。尤其1931年之后，在上海的中央领导层陆续迁入江西根据地，党的领导问题就成了一个复杂的乱账。博古为首的苏联派，伍豪为首的上海派，和教员为首的本土派，谁都有理由成为领导者，谁的说服力都不那么足。这其中教员其实是最弱势的，虽然这片根据地是教员筚路蓝缕开辟出来并且全力保下来的，但在当时多数人心中，并没有天然把教员当作整个组织的领导者，甚至候选人都不算，我们很多后来的人先入为主觉得教员天然是核心，但在真实历史中这不是事实。

打个比方，山东大学有济南、青岛、威海三个主要校区，济南是本部有百年历史，青岛虽然新但有最先进的国家级实验室，几个王牌专业都落户青岛了，而威海只有几个比较凑合的专业，城市一般，在外面还总被当作三本独立学院的水平。假设有一天，济南和青岛校区，因为不可抗力无法使用了，全校都只能挤在威海校区，那这个学校该让谁领导？是个正常人，也不会觉得应该让威海校区负责人来领导全校吧，即使这个负责人写了很有说服力的文章论证威海模式才应该代表这个学校的未来。当年的中央苏区，面临的就是这个情况，地盘是苏区军民经营出来的，但话语权一直属于外来户，毕竟教员和老总，都是绝对不允许自己的队伍有山头主义倾向的，结果就是苏区派在领导权问题上压根没有牌，教员被边缘化这么看就太正常了。而党在四一二后，整个组织也在各自为战的状态，各地的组织也在独立搞斗争，党本来就没有一个强力的领导核心，上海的中央其实只是名义上的。甚至可以说，伍豪资格老能力强，而上海是全国最重要的城市这里的斗争极其重要，所以伍豪所在的上海就被定成了中央，而大家互不统属其实都在各自发育。所以伍豪的地位很高，但并没有对全党说一不二的号召力。政治问题，基础问题就是听谁的，大组织政出多门，多个指导思想并行，事情就容易出问题。

这个也是王明主义在那个时期能够畅通无阻的背景，大家都没有足够说服力，那就找个看起来更权威的选项来解决问题。别看咱们的队伍，当时已经聚集了一大群骄兵悍将和经天纬地之才，但这么多有个性的人，是需要有明确的领导和指示才能运转起来的。而且大多数人是需要被管着，需要上面不断指示来明确方向的，多数人没了明确的领导只会无所适从。恰恰这时我们上面有个苏联，人家走的和我们一样的路线，有实力更有成功经验。结果党内大多数同志，思维上就自动把党当作苏共的下属政党。前程未卜而且没有先例，心理上就自动把已经成功的老大哥当指路人了，人家的指令也无条件接受，甚至把他们的指示当作法理依据，就是因为大多数同志心理上需要有上位者替自己做决定。然而他们忽略了，苏联当时也是非常年轻的国家，苏共也是个非常年轻的政党，甚至在军事和经济事务上并没有积累太多经验，把决策权交给苏联派来的代言人，是有相当大的隐患的。然而权威这个东西也是玄学，大家信了你，你不行那也得行了，因为大家需要一个权威来教大家做事，即使是病急乱投医。所以没有什么阴谋论，也不是大家不服但碍于纪律不得不服，博古和李德的领导是整个集体的主动选择，也是解决领导问题的一个多数人能接受的方案。但很明显，这是个有硬伤的方案，也说明我们当时没有形成自己领导自己的能力。政治问题，是个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大问题，它也埋下了一系列失败的隐患。

以上是内部的政治问题，而外部的政治问题，就是红色割据的合法性问题。这也是今天我们没感觉，但在当年很严重的问题。即使今天，武装割据和游击战的合法性在政治学上依然是个很复杂的议题，而回到当年，本就是军阀割据的中华民国，一支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在政治上是先天不足的。全国人民不知道你割据在江西是在干嘛，只当你是在当山大王，再加上果党对我们的抹黑宣传。以及有些宣传也不算抹黑，比如张国焘领导四方面军在大别山斗争，残酷的内部肃清加上在地方上过于左的工作方式，导致十几年后刘邓挺进大别山后，发现这里作为老区，群众基础竟然比一般地方还要差。咱们的声望不是天生自带的，在没有足够的政治禀赋积累的初创时期，政治上在外部支撑不足就是严重的问题，这也限制了江西根据地的进一步扩展。周边全是盘踞一方的军阀，地方农民和土地被地主武装牢牢把持，根据地在政治上是非常孤立的。而1931年九月，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刚刚结束，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日本的威胁急剧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时候牵制大量中央部队在远离日军的南方，还被光头拿来当作“攘外必先安内”的理由，江西根据地的存在在政治上便愈发被动。还是那句话，衡量那个时期的问题，不要拿着答案去倒推，想当然觉得大义在我们这里，很多事情在那个时候不是理所当然的。

而这个外部政治问题，还要和组织问题和禀赋问题连带着看。组织问题，其实就是中央对于全国红色斗争的领导问题。当时在全国，组织部队建立根据地的同志不少，不光在江西，在大别山在湘西在陕北在海南在广东，根据地和武装割据纷纷建立，然而大家其实都是一个红旗下各自独立的势力，中央除了发电报没有其他领导办法。这种状态问题很大，时间长了山头主义问题就会凸显，慢慢地各部互相互不统属甚至不听指挥的情况就会发生。即使我们第一代领导同志们，以极强的党性和政治道德，最大限度避免了这样的情况出现，可后来的史实证明这种事情还是出现了，而且出现得非常凶险。不仅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问题折腾了不短的时间，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的游击队也慢慢滋生出山头主义倾向，改编成新四军后由于和中央关系出现问题，对中央的指挥执行不坚决各种扯皮，最终酿成了皖南事变。也是陈毅和粟裕这些主要领导人保持了极其坚定的党性和政治操守，对中央的指令坚决服从并执行，才让这支部队没有出更严重的问题，并且在后来成为组织的一把利剑。事实就是在那个时候，中央自己的领导问题都没理顺，对于分散各地的斗争力量，顶多是名义上的领导，几乎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力和约束力。全国的社会主义斗争，如果不能统一在中央的领导下，那光内耗就可能毁掉整个事业。如果中央一直呆在江西当山大王，对于各地组织的号召力慢慢就会下降，中央的组织力就会是个问号。久而久之，全国的斗争事业就会有一盘散沙的危险。而且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难办，以中央一穷二白的状态，除了谈信仰，真的不大好想出很实际的解决方案。

这是组织问题，同样也是政治问题，它们也都反映了一个现实问题，即江西这地方不能久待。中央即使可以再打退国军几次围剿，一直在江西发展，也会遇到发展瓶颈，政治上和组织上都会出现短板，继而可能失去对于全国的党组织，以及对于国家事务的号召力。而且赣南闽西地区，在资源禀赋上，同样不是一块理想的根据地。教员的根据地理论，也不是放到什么地理环境下都灵的，最好还是人多粮多地形多样空间也更开放的地方，才有施展空间。江西这块根据地，本就是当初大革命失败组织力量薄弱的背景下的被动选择，这块地方即使是今天都被调侃为兵家不争之地，能被我们选中正是因为它是南方几大军阀势力之间的真空地带，本地武装相对好打容易立足。但这里人口和粮食都不够多，根据地的经济上限是被限制的。而南方的一个更不利条件在于，山地多，各地联系不够紧密，继而导致各地形成了围绕地主和乡绅的宗族共同体，这种秩序相当牢固，而基于秩序组建的本地武装和民团非常难缠，我军甚至到建国后对付他们都很头疼。这就导致呆在江西，虽然能把根据地建起来，但向外发展难度极大，要与周围的军阀死磕，还要一个村一个村地清理旧宗族的民团力量，政治上孤立加上本地经济条件不佳，真的耗下去，谁把谁耗死真的难说。

所以即使没有遭遇大失败而不得不进行大转移，党在三十年代前叶面临的问题，也不允许我们可以呆在根据地高枕无忧，必须不断想办法去解决上述这些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矛盾。而这些结构性矛盾并不会因为我们军事上的短暂胜利而消失，即使李德博古指挥得当让我们赢了五次反围剿，组织的结构性问题也会是随时会爆发的隐患。即使没有长征，该补的课也是一样不能缺的，我们依然会付出大量血的代价，去补齐组织和队伍的短板，并且打磨出强大的意志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长征让这个过程加速了，也让不少在平稳发展过程中，解决起来非常棘手的问题，在长征过程中被快速解决了。这其实是历史很神奇的地方，当你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时，那就解决一个更复杂更危险的问题，连带着之前的问题不知不觉就解决了。

首先就是政治问题，这个我们都很熟了，在残酷的斗争面前，中央的同志们终于达成了共识，即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再唯苏联马首是瞻。而决策依据不再是资历和履历，不再是看有没有洋背景，而是立足本土经验和人才。最重要的是在密集的战斗和指挥压力下，形成的民主集中的决策程序，在充分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快速高效的决策机制，这一机制在未来连绵不断的战争中被证明是相当有效的，既避免了决策脱离基层实际情况，又不至于让决策陷入无尽的扯皮和争吵中，而且完善了组织的政治生态，不再让一小撮人的意志带着大部队走弯路。政治和领导层面被理顺，整个系统才可能运转流畅，而这个工作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想要推进一步都会无比艰难。长征反倒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让平时动起来能要人命的领导问题，在高强度的战争压力下得以最顺利地解决。遵义会议，体现的是我们的党自己解决自己存在问题的能力的成熟。尤其在认知上开始告别苏联的教条，破除在全党头上盘旋的苏联迷信，这个只靠写文章搞辩论，不会有好的效果的，只有经历这么一场考验，大多数人才能在思想上突破自我，为解决政治上的死结创造条件。

政治上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合适的人，大家都知道长征成就了教员，事实上也成就了我党大量优秀的人才。正是在这样极致的外部压力下，在每天都要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身体和精神随时要面临超负荷运转的考验里，锻炼出了理想信念坚定能力突出而且身体素质如钢铁一样的顶尖人才。而这个顶级人才队伍，最服气的人就是教员，这其实就是最大的内部政治基础。其实维系任何团体，靠制度本身都是不够的，你可以设计出各种成员互相牵制乃至监视的制度体系，但没有共同意识，制度再精致也拦不住共同体分崩离析。长征之前，大家参与革命的理由多种多样，有人是读了书立志救国图强，有人是羡慕苏联社会主义生活，有人大字不识几个被地主压迫然后奋起反抗，有人是分了地心怀感念而参军，出身不同目的不同，大家思维上其实都是各干各的，时间长了内部分歧就会大到撕裂组织。而经过长征洗礼，留下来的最顶尖的人才，他们在领导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在路线问题上想法一致，这支队伍在内部就被理顺了，再不会出现回来个外国的太上皇就能发号施令这种事了。在未来的延安岁月，党经历了西安事变，和留苏派的论战，整风运动，组织在路线层面没有发生任何动摇，这就是政治和领导问题被理顺的结果。即使长征结束后这个工作还没有结束，但已经为延安时期的大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内部的政治被理顺，外部政治困境也得到了解决。经过长征辗转半个中国，红军终于到了离日本侵略者很近的北方。打出北上抗日旗号，领导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统战家乡沦亡的东北军，这一系列政治牌让组织摆脱了流寇和山大王的形象，成为了救亡图存的核心政治力量，也结束了政治上的孤立局面。张学良的东北军，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山西帮，都在积极和组织联络合作，各大城市在党的号召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全国的优秀青年纷纷投奔陕北参与革命，而果党的敌对政策逐渐不得人心，终于促成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局面。随后的全面抗战，党在政治上坚决抗日，为我们赢得了充分的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的机会。如果被动呆在赣南，或者听张国焘的进军四川，即使可以立足，也会由于离主要矛盾太远，在政治上失去主动权。在面临着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时，我党之中的有识之士坚决选择了北上抗日。北上虽然眼前非常困难，但首先抓住了民族大义，团体首先就有了凝聚人心尤其是吸引顶级人才的旗帜，其次就是在与更强大的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战斗力，并且完善了各项制度和工作方法，培养了大量人才。组织必须保持向外的高压态势，才能在斗争中保持战斗力，否则很快就和军阀没有区别。组织的存在是要应对最困难的麻烦的，一味躲避矛盾那就失去存在的必要性了。

组织和山头主义的问题，也是通过长征解决的。中央红军跑了半个中国，也发电报要求各地红军全力配合中央行动。过去可能大家名义上是红军，实际上各过各的，互相联系并不紧密。但在长征过程中，中央红军到哪儿，就把当地的红军力量整合进统一指挥体系里，大家不再各自发展根据地而是统一行动，尤其是人、枪、财政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收归中央，不再分你的我的，这是革命过程的意义重大的一步。我军后来能做到组织极其严谨，根据地分散全国，中央指挥起来却能如臂使指，根源就是长征过程整合了各个山头的队伍，统一了财政和人事，在物理上结束了各自为战的状态。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与张国焘等人的斗争，将山头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危险扼杀在摇篮里，为形成中央统一的领导扎实了基础，并且积累了对大组织进行管理的经验。光头带着中央军全国围剿红军，到哪儿就顺带削藩，中央红军长征客观上也达到了这层效果。长征结束后，全国大部的红军力量被集中了起来，组织遵循统一的资源调配和统一的指挥，即使后来又需要分散开建立根据地，也再没有出现大的山头主义危机。这个效果如果是平时，就不知道要费多少工夫才能达到，但中央跑了这一大圈，让这一极其棘手的麻烦在不知不觉中被解决了。

最后就是发展禀赋的问题，经过长征我们也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发展壮大的地盘。陕北当然不行，但在陕北我们碰到了在政治上同样孤立的东北军，这让我们获得了喘息之机。再然后我们渡过黄河在山西逐步立足，北方缺水缺粮，但群众基础相对较好，地方没有那么铁板一块，在斗争中我们的根据地迅速扩张。而在经历了抗战最初的紧张后，罗荣桓陈光率领115师进军山东，终于为我们找到了一块最适合的根据地。山东人口多，物产丰富，能够支撑起规模庞大的经济，继而供养大量军队。山东民风淳朴，老百姓是非分明，对于好的政策就拥护，对于欺压老百姓的事情就坚决斗争。山东人可不是被儒家教得只当顺民，不然义和团怎么会在山东首先兴起，这样的民风是很容易让我们的组织开展工作的。党在山东拉起了队伍搞活了经济，甚至背靠山东丰富的物资基础建立了货币体系，我军缺人缺钱的局面才终于得到了解决。未来解放战争中，我党打赢了和果党的经济战，山东的贡献是巨大的。而我军的两大主力三野和四野，部队也几乎都是在山东和苏北地区崛起的。长征走了两万五千里，陕北到山东又走了三千里，党终于找到了一块有足够发展禀赋的土地，也让教员的方法论有了可以开花结果的地方。

长征之所以伟大，当然是由于人在这个艰难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不屈意志和乐观精神，并且挽救了我们的革命事业。但对于我们的组织而言，长征是一场解决问题的里程碑。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是要解决大量极其棘手的问题的，没有这个过程，即使一时侥幸能成功，也会因为系统内部埋藏的隐患而存在暴雷危险。而队伍也是需要不断解决问题，才能逐渐成熟，并且让成员得到锻炼和筛选。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长征是一场被动的转移，但对于党的事业来说，长征是件幸运的事情。因为大量平时解决起来无从下手的问题，都在长征中被我们一一解决了，如果没有这次被动的远征，谁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走更多弯路，要付出更多代价来解决内部的隐疾。即使是教员，在江西时也很难想到，问题的答案在西北的那个小城吧。当然，长征能够胜利，根本在于我们的队伍已经是一支信仰坚定、意志如铁、心向光明的力量，外部压力和苦难，不会让这样的队伍被打倒，只会让他们更加成熟，更加坚定地走向胜利。